记者：您觉得当前开展创新教育，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？


　　张武城：理论是实践的指导。古人云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先进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是开启创新思维的“利器”。学习、掌握创新的方法和手段是多、快、好、省地开展创新活动的关键。开展创新教育，要从源头上解决思想武器和“方法论”的问题。教育界和全社会都应该高度重视，掀起学习辩证法、学习创造创新学的热潮，这是培养创新人才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。


　　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价值何在


　　记者：您多次在一些论坛和高校的讲座上呼吁学习推广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，请介绍一下这个理论，其价值何在？


　　张武城：长期以来，众多心理学家都认为，发明来源于突然产生的思想火花，是由偶然顿悟产生的。然而在1946年，由前苏联G.S.Altshuller（根里奇·阿奇舒勒）创立的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给予了完全不同的回答。


　　在阿奇舒勒看来，发明问题解决过程中所寻求的科学原理和法则是客观存在的，大量发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和矛盾也是相同的，同样的技术创新原理和相应的解决问题方案，会在后来的一次次发明创新中被反复应用，只是被使用的技术领域不同而已。因此，将那些已有的知识进行提炼和重组，形成一套系统化的理论，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用来指导后来的发明创造、创新和开发，就可以能动地进行产品设计并预测产品的未来发展趋势。


　　正是基于这一思想，阿奇舒勒与前苏联的专家们一起，历经50多年，对数以百万计的专利文献加以搜集、研究、整理、归纳、提炼和重组，建立起一整套体系化的、实用的、解决发明问题的理论方法体系———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（俄文缩写替换成拉丁字母，简称为TRIZ理论）。


　　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是当前世界各国公认的引导创新的最佳工具，是开启创新思维的“金钥匙”。其独特的技术系统进化法则被西方称之为“人类进化三大理论之一”，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和马克思的人类社会进化理论相提并论。
记者：这个理论有什么现实应用价值？


　　张武城：自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诞生以来，国外就一直比较注重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的研究、教育和实践工作。前苏联把注重国民创新能力的开发写入宪法，并在大学中开设相关创新课程，甚至在中、小学阶段也采用依照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设计的教材，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。
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末，随着该理论40个发明原理的提出，前苏联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发明创造学校，成立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发明家组织。在创新的实践方面，前苏联规定，在设计部门中，设计工程师和创新发明工程师的配备比例为7：1，并规定，凡担任经济、科技领导职务者必须先获得发明教育文凭。这使得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跃居世界第二，在冷战时期保持了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平衡。


　　苏联解体后，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系统地传入西方，在欧洲和美、日、韩等国家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。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在众多跨国公司中迅速得以推广，为众多知名企业和研发机构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波音公司、三星公司在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，都曾因应用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而起死回生。我国企业也有应用该理论的，比如2005年，中兴通讯公司与亿维讯公司合作，对来自研发一线的25名技术骨干进行了为期5周的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的培训，结果在21个技术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6个项目已申请相关专利。

       张武城：理论是行动的指导，掌握了科学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。“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作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而重要影响的创新理论，非常值得推广。

        发明问题解决理论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奥，学习起来并不困难，而且学习是分层次的。一个普通的本专科学生通过几十到一两百个课时的学习，就可以掌握该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。